蔡晓安快乐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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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晓安/文
蜗牛
好吧我好比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　　——鲁迅原配夫人朱安
1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好吧此次到绍兴，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要拜谒心仪已久的现代文学巨匠鲁迅的故居。还在儿时，《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童趣与神秘就已深深地刻进了心里。及至青年时候，“寄意寒暑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朋友之气，更是激励我在人生的求索之路上勇往直前，义无返顾。
然而，当我经历一天的参观与探寻，默默的思考与追问。我最终发现，自己的注意力其实早已从这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身上悄悄挪移。在那座墨灰色的深宅大院里，在一个早已被世人所忽略或遗忘，毫不起眼的小小角落里，我看到了一个女人，一个缠着小脚，插着发簪，裹着暗灰色棉袄的女人，坐在1906年的梳妆台前，呆呆地看着墙上那个残损破败的大红“喜”字，独自黯然神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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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这个女人，是鲁迅的原配夫人，她叫朱安。从手中的照片来看，宽阔的额头，舒展的秀眉，凹陷的眼框里，平静而黯然的双目，似乎一直都在向看到这双眼睛的人们默默地传递着她的清寂与落寞，她的无人知晓的无奈与悲苦。这时候的她，早已被岁月的风沙磨励得光洁而干燥，平淡而谦和。每当安排好全家的饭菜，忙完一天的家务，她最大又唯一的乐趣便是安静地坐到婆婆身边，咕咕噜噜地抽上几口水烟。水烟真是个好东西啊。它不但可以麻木她的神经，使她在短暂的片刻里忘记自己的不幸。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引领她重返甜蜜而柔情四溢的少女时代。只有在回忆里，她才似乎真正找到了一点点属于自己的东西。
1906年，这个年近三十岁的大姑娘，终于盼来了苦苦等待了七年的婚礼。从绍兴城内丁家弄的娘家出发，坐着花轿，在嘀嘀嗒嗒的唢呐声里，在亲朋好友的欢庆声中，随着噼哩啪啦的炮竹声，一步一摇地进入了东昌坊口19号的那两扇黑漆石库大门。进入大门的那一霎那，她怀着无比欢喜与激动的心情，脸上竟不由自主地泛起了微微的红晕。因为，从她踏入这道门槛的那一刻起，已表明她以后就真正成为了周家的媳妇，这个落迫的封建士大夫家族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可是，善良的新娘并不知道，轿子外面的新郎此刻在想些什么。他那淡淡的忧郁神情，不苟言笑的严肃态度，似乎都在隐隐预示着这场婚姻的无奈与不幸。
新婚第二天，人们没有像期盼的那样看到这对新人如胶似膝的亲热举止。反到是细心的鲁老太太惊异地发现儿子的眼泡红肿，脸色靛青，很明显，没有整夜的哭泣，是不会出现这种状况的。
媳妇安静地呆坐在一旁，一言不发。现在，她已经明白了，自己日思夜想的所谓婚姻，并不会给她带来出人意料的喜悦，更不会给她送去渴盼已久的幸福了。一个女人，特别是一个成熟的女人，她的最大幸福大概就是被自己的男人完全地拥有吧。可是眼前的这个男人，这个刚刚同自己结婚的男人，她到底是不是属于自己的呢？她在心底里第一次发出了这样的疑问。这个时候的她，虽然已经有了不祥的预感，但是，她仍然抱着一丝侥幸的心理，仍然相信自己的男人是一个铮铮铁汉。她相信他是好人，是正直的人，是有责任感的人，是真正可以托付终身的男人。
目不识丁的朱安，她没有想到，也不会想到，她和鲁迅之间的爱情早就随着这婚礼上的炮竹而飞灰烟灭了。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之间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什么爱情。他们的结合，不是爱情的结晶，只是又一个历史的小小误会，一个封建大家庭里必然产生的怪异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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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朱安
好吧一手缔造这怪异组合的便是鲁迅的母亲鲁瑞。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善良、慈祥、乐观、本朴、坚韧，积极进取，亦不乏远见的好母亲。即使周家自鲁迅祖父周福清科场案发以来，便屡遭劫难，中年丧夫，晚年丧子等一系列打击，都没能使这个从绍兴乡下安桥头走出来的女人有一丝半点的屈服之意。她一个人带着鲁迅三兄弟，沉受着巨大的生活压力。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哪怕是变卖手饰，出卖家产，她也一定要坚持将鲁迅三兄弟一一送出家门，求学深造。当然，她所有的付出并没有白费。在她的支持和影响下，周家终于走出了被称为中华民族之魂的鲁迅，也终于诞生了被史学家称为中国现代史上的“周氏三杰”。
我在鲁瑞的卧室门前呆了很久。我极力想复原这位伟大的母亲当年在这个简陋的居所里的一举一动。南边的木床上，至今陈列着她曾经做针线活用过的生活匾、剪刀、粉袋、熨斗、线板等物。在这里，她曾一针一线地缝制着周家的生活与未来，一板一眼地预备着儿子的幸福与快乐。
1899年，鲁迅时年十八岁，正在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求学。鲁瑞就开始着手筹办鲁迅的婚事。她觉得，男人到了十八岁，也该有一个自己的家了。古人讲“成家立业治国平天下”，这成家之事总是放在万事之首的。她选择的未来儿媳妇是鲁迅一叔祖母的娘家亲戚，比鲁迅大三岁。常言道，女大三，抱金砖，这是好事。这个未来的儿媳妇就是朱安。朱安虽然从未受过学堂教育，但其人善良、聪慧、懂规矩，有德行，性情温和，能干勤快，深得鲁瑞喜爱。鲁瑞时常暗自庆幸，想不到自己竟为儿子选了这么好的一位大姑娘。她想，自己尚且如此喜欢朱安，鲁迅是没有道理不喜欢的。
婚事本定于1901年，时值鲁迅祖父周福清意外获释，周家原本是要打算先接过来儿媳，完成双喜临门的愿望。然而，这年年底，鲁迅却以优异的成绩从水师学堂毕业，被官派赴日本留学。婚事就这样被拖了下来。
到了1906年，鲁迅二十六岁，朱安已是快三十的老姑娘了。鲁老太太觉得婚事已经到了不得不办的时候，便谎称自己有病，催鲁迅从日本速归。鲁迅当然不知道这是个善良的骗局，急急赶回。对于这门婚事，其实从一开始，他就表明了自己反对的立场。作为一个多年在外求学，不断受着新思想熏陶的进步青年来说，他是不愿意接受这门包办婚姻的。但是，鲁迅从小到大都深爱着母亲。从母亲那里，他不但学习着怎样做人，怎样冷峻地面对生活的苦难，更从她那里得到了人世间最伟大的母爱。是母亲给了他不断成长和成熟的机会与信心。很多年以后，他吐露了对于这门婚事的心理：“我有一个母亲，有些爱我。我因为感激她的爱，只得不照自己所愿意做的做。”
婚姻可以拼凑，爱情却从来都不可以勉强。鲁迅和朱安，两个本无多少接触和共同语言的陌生人，却在1906年的那天，一齐走进了母亲精心安置的洞房。从进入洞房的那天起，他们开始成为夫妻。而这夫妻的实质就是，鲁迅在婚后第四天，便启程回日本。其后三年，夫妇间没有只言片语的通信。直至1919年，鲁迅将母亲和朱安接到北京之前，这对夫妻都分处两地，过着苦行僧一般的独居生活。鲁迅也曾试图在心底里唤起对朱安的好感。然而，每次的努力最终都付之东流。因为爱情从来都是要靠心灵的交流才能产生激越的火花。可是，在精神的领地根本就分处两极的两个人，该如何将这心灵的交流得以真正的实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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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朱安内心的痛苦也是显而易见的。作为一个封建家庭里成长起来的女子，她是很合老人们规范与口味的。结婚十几年，她与名义上的丈夫其实没有过上几天开心的婚姻生活。鲁迅在她面前往往无话可说，就像她在鲁迅面前也无话可说一样。他们的共同点实在太少，他们之间心与心的距离已经越来越远。到了北京，一家人终于可以生活在一起。朱安也曾做过种种的努力，极力想要缩短与丈夫的距离，把他拉回到自己的身边。她说：“我好比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然而，事情并不像她想像的那么简单。她自身客观条件的种种限制，已经注定她永远都不可能真正走进鲁迅的内心。
到了1927年10月，当鲁迅在上海终于勇敢地喊出“我可以爱”了，与许广平开始同居之时，朱安，这个善良而可怜的女人才意识到，墙上的那只蜗牛是永远都不可能爬到墙顶的。现在，这只蜗牛已经重重地跌落在地上，再也不复有翻身而重新沿墙攀爬的机会了。落地的蜗牛，在精疲力竭的努力之后，软软地瘫倒在那里，无神又无助地看着那面陡峭的墙壁。
关于鲁迅与朱安这段不幸的婚姻，不少人将其归结为封建礼教的过错。无论是鲁迅还是朱安，他们都应当是无辜的。他们之间没有爱情，但命运却偏偏将他们结为了夫妻。因为是夫妻，所以夫妻间必须承担的责任与义务，他们都从未推脱。鲁迅除了对朱安尽到了赡养的义务，也非常尊重她独立的人格，以及在家庭中的地位。朱安除了尽力做好一个贤慧的妻子所要做的一切工作，还毫无怨言地陪伴着婆婆渡过了大半生，直至婆婆在京故去。
那么，这封建礼教的代言人是不是就理所当然地该是鲁瑞了呢？我想鲁老太太对于儿子的爱铭心刻骨，感天动地，万万不可能要千方百计去毁坏儿子一生的幸福。她的过错只在于，把自己的喜好强加给了亲爱的儿子，还满心欢喜地以为儿子也一定会喜好。
这是一个误会。一个关于爱情，关于婚姻的误会。圆满的婚姻总是要以爱情作为坚实的基础。可是太多的现实却残酷地将爱情与婚姻生生剥离，不复有结合的机缘。我宁愿不相信这是所谓时代与制度的过错。因为，爱情与婚姻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个永恒的命题。就算是现代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除却了包办，完全的自由爱恋，爱情与婚姻能够完满结合的例子，只怕也不多见。
包办婚姻是一种罪。自由恋爱产生的婚姻也未必不成为另一种罪。因为，爱情是个多么难以把握的存在。你爱上了一个人，这个人可能并不爱你。一个人爱上了你，你却可能对他没有丝毫的感觉。人们总在这种困惑中不断地寻觅。到了后来，也许是累了，也许是放弃了，也许是妥协了。总之，很多人步入了婚姻，但是这婚姻大多都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婚姻。在这一层意义上来说，这样自由结合的婚姻，其实也不过是别一形式的包办罢了。不是被父母，而是被当事人自己所包办。
旧时的包办婚姻剥夺了人们选择的权利，所以是令人痛心和痛苦的；现代的自由婚姻返还了人们选择的权利，然而这选择是那么艰难和迷茫，所以同样是令人痛心和痛苦的。无论什么时代，很多时候婚姻可以被强迫，爱情却永远无法被勉强。
不知为何，迷迷糊糊中又转到了鲁迅与朱安的那间婚房。墙上的大红喜字虽然早已残损不堪，却格外地惹人眼目。坐在梳妆台前的朱安或许不曾想到，从墙上掉下来的蜗牛，又岂止她朱安一人？鲁迅怕也是其中的一只吧。或者还有更多更多的蜗牛，正在往上爬，也正在往下掉……
（原载《中华文学选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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